对文本的不同的、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阐释构成了文本的真实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不存在原文，也不存在译文。原文已经死亡，是一次次的翻译赋予了原文生命力。是翻译文本在写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在写翻译文本。

解构就像洋葱，将洋葱一层一层剥离之后，最终什么也没有剩下。洋葱没有核心，洋葱是由一层层的洋葱皮构成的，每个洋葱皮都是洋葱的一部分。结构没有中心。

• 译作总是迟于原作出现，译作标志着原作生命的延续
• 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等同
• 某个译作只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部分，不是全部，后来的译作会把它吞并、覆盖掉
• 任何“语言”之间都存在差异，差异无处不在

翻译的目的不是让读者理解译文的意义，也不是让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。翻译既与原作互相联系，又独立存在。

翻译不是为了读者而存在，翻译的目的在于超越原文的意义。传递太多的信息反而标志着一个坏翻译。

纯语言是一种语言原型，是一种完美的语言，不包含任何信息和意义，纯语言存在于各个具体的语言之中。译者的任务是表达纯语言。

正如哲学家追求真理一样，翻译家追求一种理想的普世语言。

• 解构这个词本身就是混乱，混乱的原因是解构超越了当时产生它的语境，无法连贯、完整地表述出来
• 翻译是必要的，但是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能完成的
• 文本注定无法结束，无法成为整体，无法饱和
• 译者的地位决不是次要和从属的，是主要的
• 原文从产生那时起就请求翻译、需要翻译

文本的意义就像在羊皮纸上书写的文字，如果要写新的文字，必须抹去旧的文字，但是旧痕迹总会留下，不可抹去。

所指与意义不同，所指的意义只能在上下文中确立，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，意义是一种“印迹”。

语义的差异就是印迹。印迹保存着文本过去和现在的意义，同时也指向文本未来的、不确定的意义。

播撒就是语义的数量变为无限，使得意义离开原始的起点。中心消解后，结构变得支离破碎。

就像对松软的泥土播种一样，意义按照不同的速度和方向被播撒到松软的泥土中。

德里达认为结构的稳定会影响意义。文本之所以能被人理解，就是因为文本存在结构的稳定。

德里达不认为意义是绝对自由的。意义如同“飞矢不动”中的箭矢，箭在飞行的每个瞬间既是飞着的，同时也是不动的。

德里达认为“确切的”翻译是不存在的。译者应该根据文本主题、文化和文本所处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翻译策略。

德里达认为译者只要履行了职责，找到了相对准确的对应词，译文就是最准确的。德里达认为译文可以接近原文，但是无法接近绝对“准确的”原文，因为原文是支离破碎的。

“确切的”翻译就是对译文的不断修改和更新的过程。

保罗·德曼认为译文的失败看似是因为是原文的衍生物的缘故，实际上展现的却是原文本身的失败。即原文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。

最初根本没有原文，我们从未发现原文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文，我们从未接近过原文。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，没有一幅画是为观赏者而作，没有一曲音乐是为了听众而谱。

• 翻译与哲学相似，具有批判性
• 原文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原文从一开始就是支离破碎的
• 译文和原文没有相似性
• 原文已经死亡，译文是原文的来世
• 译文不能采取字对字的直译

• 翻译伦理不能局限于忠实，翻译实践必须处理文化差异
• 翻译要兼顾本土所有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

• 承认形式先于功能
• 采用矛盾的、非线性的、破碎的、视觉上不稳定的设计